矿业城市，是指因当地的矿产资源开发而形成、发展，并且矿业及相关产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在全国149座煤炭型矿业城市中，山西一省就占据了较高的比例，这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因为山西作为中国的产煤大省，煤田分布面积已占到了全省面积的37％。多年来，山西煤炭产量占全国1/4，煤炭调出量占全国4/5，省际电力输出量更居全国第一位。

作为“矿业城市“的大同、阳泉和平朔等地，经过多年的发展普遍形成了一条关联度高、依赖型强的产业链，该产业链对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较为单一的城市产业结构难以面对资源日益枯竭的现状，此外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已成为城市运营者急需解决的问题。

回顾一下矿业城市的历史就不难看出：我们的大部分矿业城市均是在建国后兴起的，而在建国初期，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苏联的城市发展模式，即严格遵循１９３３年的《雅典宪章》中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则，我们严格地限定了一些城市的功能，这样就比苏联更多地拥有了一批单一功能的城市，比如产煤的大同、淮南、产钢的攀枝花、产石油的大庆等等。而矿业城市的寿命是有限的，有些城市的资源尚处于壮年期，而有些城市已经衰竭，但无论寿命长短，他们都为共和国的发展奉献了超出自己极限的资源，而那些当地的普通民众，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承受了惨痛的代价，在这个能源日趋短缺的时代，矿业城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地方政府一方面看着疯涨的ＧＤＰ喜上心头，可一方面看着污染的环境又悲从中来。

的确，矿业城市的转型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关头，可是，矿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学者们都认定，作为世界城市发展中的一种模式，矿业资源型城市主要是因自然的开采而兴起或发展状大，也因资源的减少或枯竭而停滞甚至衰落。因而资源型城市或迟或早都会遇到转型问题。

转型即指通过发展接续或替代产业，逐步减少城市对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步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无论哪个国家在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许多经济、社会、环境、就业等问题和矛盾。这似乎是一种宿命。因此，能否搞好转型是关系到这类城市的兴衰存亡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能源型城市118个，其中有不少城市已面临资源的衰竭，但目前，它们与国外的能源衰退型城市一样都面临着后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化时期资源分配与环境失衡的激烈震荡。特别是发展到今天，这些城市大都陷入了能源开发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冲突困境中。

然而，转型是一项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长期以来的国内外转型实践表明，科学地指导与切合实际的可操作的规划是迫切需要的，时至今日，对这个问题，世界各地都在探索之中，历史的教训比比皆是，不少城市转型走了弯路，或付出了巨大成本，或矿竭城亡，当然也不乏成功的经验。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城市已展开转型，实行自救，例如，大庆、阜新、抚顺、白银、大同、阳泉等等，但大多矿业城市转型依然脱不开工业时代的固有思维，他们或对产业龙头地位留恋不已，或对现在看似红火的能源中下游产业存有希翼。对沉陷区、煤矸石的改造与重塑也只是简单的回填，或任由堆积，束手无策。

其实，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这些矿业城市，从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些资源城市不仅仅拥有过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拥有着永不衰竭的历史文化宝藏。而我们在信息时代，矿业城市转型更应该走复兴城市历史文化的全新路径。

也许有人会不屑地说，这些城市成立也没几年吧？有什么历史呢？其实，这片土地上，开采矿产的历史最长的也仅是一百五十年而已，相较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数十万年的人类活动历史和上亿年的地质活动历史仅只是弹指一挥间而已，我们扒开脚下薄薄的煤灰，就会发现矿业城市那些尘封不久的鲜活的历史。

就拿山西来说吧，哪一个矿业城市不是背负着厚重的华夏文明历史？煤都大同早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大同历史，是在《尚书·禹贡》中，据书中记载，夏、商之际即有居民在此定居。此后，战国七雄争霸，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逐类烦、林胡，拓地千里，于公元前300年，在大同筑城，设云中、雁门、代郡。西汉初，大同称“平城”。汉高祖刘邦与匈奴决战于白登山（今大同城东马铺山）七天七夜，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战”。从此，白登与平城名震中原。除此之外，大同更有名驰中外的云岗石窟，辽金华严寺，明清九龙壁。而山西的其它一系列矿业城市阳泉、朔州、晋城也无一不是历史上的名城。

抛开山西不说，翻开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庆的历史，就会发现，大庆地区清初即为蒙旗杜尔伯特的游猎地，大庆市始称安达市。1955年松辽石油勘探局开始在安达县大同一带进行石油资源钻探。1959年9月26日，在大同北面高台子附近的“松基三井”喷出了工业油流，把这个油田定名为大庆油田。后来在大庆油田上崛起的新兴石油城亦被命名为大庆市。其它东北工业城市抚顺不仅有丰富的历史资源而且有丰富的温泉地热资源，更有滋养辽宁沃野的浑河文化。

而在中原地区的淮南、淮北更是历史资源丰富。“橘生淮南则为橘子，生淮北则为枳”的历史典故更是路人皆知，而位于淮南的八公山不仅是国家级的地质公园，而且是历史著名战役“淝水之战”的古战场遗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皆源于此，写下千古名著《淮南子》的淮南人刘安还是豆腐的发明者呢，现今每年一届的豆腐节已成为淮南走向世界，招商引资的绝佳名片。

即便是地处西南的钢城攀枝花也没有被历史遗忘，考古发现证明，攀枝花是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除邻近地区已发现的“元谋人”、“蝴蝶人”遗迹外，近年来，在攀枝花市内发现了距今约1.8万年～1.2万年前的回龙洞寺古人类遗址。

这些有着丰富历史宝藏的矿业城市完全可以依托他们独一无二，永不枯竭的地理历史文化和人文资源重现辉煌，山西的矿业城市可以凭上古女娲、伏羲、尧舜禹及春秋、战国时代等华夏历史传奇和神话故事，发展主题旅游或数码娱乐活动，利用采矿之后的废弃矿井或沉陷区营造探险营地，和休闲度假区。东北老工业城市可以利用地热和温泉资源发展时尚的ＳＰＡ休闲度假区，而淮南矿业集团已明确了自己的使命，要把淮南打造成为全国矿业城市中最宜居的城市。

所谓思路决定出路，文化历史的复兴将带动矿业资源型城市全面的转型。那么，那些确实历史上没有可挖掘题材的城市是不是就无所作为了呢？非也！

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外矿业城市成功转型的案例，德国的鲁尔区原来林立的烟囱，废弃的井架和高炉，经过多年的整治，也已陆续变成了农田、公园、绿地、商业区、住宅区、展览馆等，并以其优惠的政策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投资。在这里原先大面积的沉陷区积水成了天然的湖畔美景，废弃的矿井厂房成了极限运动场所，煤矸石山通过艺术园林手法成了都市公园的微地形。一个个由工业型向宜居型转化的factory park 如出水芙蓉般呈现，

与此类似英国西密德兰地区、法国洛林、美国的底特律、休斯敦、日本的九州等也均是采用了这样的转型策略，而国内也有部分矿业城市在实施绿色矿城战略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如山东东营市在昔日盐碱荒滩上建设起了一座拥有大空间、大水面、大绿地和“浓阴遮碧水，绿树抱白宇”的“油田加绿洲”的矿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