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千病，万城万事，都不容易！要是总结一句话，我倒觉得，城市科学倒是真应该从中医的思维中多多借鉴——西医治的是“人的病”，而中医治的是“病的人”——在西医看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什么不对，而在中国，这却是一句骂人的话，准确点说，这不光是一句中国人骂人的话，事实上是一句中医骂人的话，因为中医非常忌讳就事论事。在中医的眼里，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的器官都是相互联系的，肝不好一定胆不好，而胆不好也往往会引起肝不好，成语所说的“肝胆相照”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有时候肝不好要医胆，胆不好要医肝，这恰恰就像城市科学中的普遍联系一样。解决堵车的问题要从路网结构入手，而解决路网结构要从城市功能布局入手，而解决城市功能布局要从城市产业定位入手，而城市产业定位要从城市人口素质结构调整入手，而城市人口素质结构调整又要从城市人口政策入手。这样一种普遍联系的规律，恰恰是中医所提倡的，正所谓“扶正祛邪”，本不固病是好不了的。所以，城市治理要从普遍联系的规律入手，而且还不能着急，必须有长远眼光，从深层结构开始调整，历经一年、两年、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把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解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何短视行为，任何急功近利，在城市治理中都是要不得的。……
在业余时间，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电视连续剧的人，尤其喜欢看军旅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这几年，以军事演习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越拍越多了，从《DA师》到《沙场点兵》，再到最近一部《垂直打击》，越拍越多，这真让我这个军事迷有了饕餮大餐的兴奋。但是，看来看去，我觉得这些电视剧都没有超过在99年播放过的一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军旅电视连续剧，名字叫《突出重围》。
说到战争场面，《突出重围》不能和《沙场点兵》相比；说到画面壮观，《突出重围》也不能和《垂直打击》相比；特别是说到明星阵容，《DA师》更在《突出重围》之上。但是，老实说，这四部里面我最不喜欢的是《DA师》，最喜欢的还是《突出重围》。为什么呢？
如果概括为一句话，那应该说，《突出重围》是这四部里面拍得最沉重的，而《DA师》则是这四部里面拍得最轻飘的。不用看别的，就看这两部戏里的男一号吧，我极喜欢《突出重围》里杜雨露演的副司令员方英达，杜老师真不愧是当今中国第一老生，他在戏中把一个军人应有的沉重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要是整场戏给一个评价的话，那就是很有“金石气”。笔笔深刻，处处到位，就像我喜欢看潘天寿先生的画一样，每一个细节的表现，都让人觉得不可改动，而且觉得是一个打过仗的军人在演绎军人的故事。可是相形之下，王志文所演的龙凯峰师长就轻飘了，一看就不是军人，至少是一个没有打过仗，也不知道打仗的真正内涵的军人。整场戏下来，感觉方副司令员属下的A师在演习中赢得是那么艰难，但艰难得那么让人可信，而我们的龙师长所统帅的DA师，仗打得真可以叫做行云流水，出神入化，但这种流畅中就缺乏了一种厚重感，让人觉得更像在打电子游戏，而不是在打仗。
想来厚重并不是一个用来评判影视艺术的标准，而轻快的表演也未必就是不好的表演。在一些历史剧中，演戏轻快如李保田、王刚都很让人欣赏，可是，如果用这种轻快来演绎打仗的事，我觉得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是战争所不能承受之轻！
战争就是战争，打仗就是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凡是打过仗的军人，在谈起战争的时候，决不会是一种轻松的口吻。因为死人的事情是不可能轻松的。记得当年在参加大学生军训的时候，军队里的教官给我们上军事课，当时正值老山战事激烈，而教官娓娓道来，说得真是引人入胜，让人觉得如果掌握了智谋，真的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于是在我们的口口相传中，战争也就成了故事，而且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直到有一天，军营里来了一位真正上过老山前线的连长，我还记得他的名字，这位傅连长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之下，答应给我们讲讲前线的事情。而聊完之后，让大家觉得特别失望，因为面对刚刚经历的战争，傅连长说得一点也不动听，而且相当沉重。言语十分小心，让人觉得这也很难，那也很难，这里有意外，那里也有想不到，让人觉得打仗这件事真累，真费心，真没艺术性，而且要注意这么多的细节，绝对不是一个智谋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当时我也是那群众多的感到失望的年轻学子中的一员，后来，在顾问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业主，都有过当兵的经历，还有很多人都有过打仗的经历，没想到和他们聊起战争，他们说话的态度简直和那位傅连长如出一辙。这使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打仗，的确是一件很沉重的事。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用很沉重的语气告诉你他上过战场，这可能不一定是真的，但如果有一个人，用很轻松的口气告诉你他上过战场，那一定是假的！
之所以说起这些，是因为我做顾问至今的很多年里，面对我承接过的一些城市问题进行顾问的时候，有许多如此一般的感同身受。通过和各级城市管理者的接触，我也得到了一个类似的结论，如果一个人很沉重地告诉你，城市真的很不好管，那他未必是懂城市的专家；可是如果有人用很轻飘的口气告诉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其实很简单，乃至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你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懂城市！
因为，城市科学，实在是一门太综合、太复杂，而影响面又太大的科学！
世界上没有比城市科学更综合的科学了！
要规划和治理好一个城市，既需要了解城市地理，又需要了解城市人文，还需要明白城市的历史沿革。在此基础之上，还必须明白城市既是一个社会集团，又是一个经济实体。既需要进行经济环境引导，还需要进行城市法律法规的建设，然后还要处理诸如交通、市政、环保、气候、治安、生态，乃至社区建设等等一系列诸多方面的问题，缺了哪一方面的了解，都不可能把城市治理好。
记得我曾经就此问题向一个研究城市历史的德国资深教授请教过，：“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教授沉思良久，之后很沉重地对我说：“城市，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从居住到商业，从车站到学校，从绿地到公园，从供水到供电，真的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当时我心里想着这位教授怎么这么缺乏概括能力。后来，我又向一个国内的教授请教过同样的问题，并且把德国教授的答案告诉他，这位国内的老师胸有成竹地告诉我：“你看看，西方人的思维就是缺乏高度，这个问题有什么难回答的。城市嘛，最重要的就是一条，告诉你，千万记住！”于是我诚惶诚恐地瞪大了眼睛，“以人为本！”多好的答案。可是后来的实践告诉我，用这么简单的一个词来概括城市问题，简直和没说一样。
城市的事情，真的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借助于逻辑电路的话来说，有些问题是“或非门电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类似于并联电路，不论是A，还是B，还是C，只要有一条电路搭通，电流就能过去。而城市问题却大都是“与非门电路”，只有当A，而且B，而且C全都搭通的时候，电流才能过去。所以，治理城市必须有极为综合的知识体系。这些年观察下来，我发现一个能当好市长的人，多数都是知识比较综合的人，对于属下专业部门所汇报的问题，他或许不能完全知道，但是，至少必须能听得懂。
因为，城市，太综合了。
世界上没有比城市科学更具个性的科学了！
说城市科学太具个性，是指城市科学特别缺乏普遍性，作为任何一门学问的研究者，总希望在不同的问题中，找出一个普遍规律来。什么叫规律呢？规律就是不同事物，不同现象之中的那些内在的、普遍的、本质的联系。这么多年的城市实践进行下来，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要想在不同的城市中，找到一些普遍存在的规律，是很难，但还不是完全做不到。但是，要想找到一些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普遍适用的方法，那简直是太难了。真的像《吕氏春秋·察今》里所说的那样，“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这段话用之于城市科学，简直是太恰当了。
千人千面，万地万城，每个地方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作为不同的人所组成的人群聚集，城市的不同也就反映了人群的不同，这本来就已经够复杂的了，再加上即便是同一群人，当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的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城市形态，这千差万别的城市形态，再加上城市的大小不同，城市问题均不相同；城市形成的早晚不同，城市问题也不相同；城市治理所依靠的政治制度不同，城市问题更不相同。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就使得世界各地的城市问题，虽然有共性，但表现更多的则是个性。
就拿中国的城市问题而言，说起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对于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应当是比较滞后的，既然滞后，那么其它国家走过的路，对我们而言，应该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有很多问题我们都应当能在国外的类似案例中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道理是这么说，但在实践过程中，真要做到其实很难。因为，中国城市所面临的两大特殊性，就足以把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多共性问题，抵消掉一多半：一是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同，而政治制度这一条，又恰恰是影响城市治理的一个最大问题，因为，城市形态其实都是制度的产物；第二，是我们中国的人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面临过这样沉重的一个课题。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把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搬进城市，这样巨大的一个人口数量级，再加上这样紧迫的一个时间，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过程，难度是如此之大，而由此引发的城市问题，又是如此之多，如此之深，如此之复杂。
在国外能当好一个市长的人，到中国未必能当好一个市长，因为我们问题的特殊性实在是太特殊了！在这后面，似乎还应该有一句话，那就是“能在中国当好一个市长的人，在国外，就一定能当好一个市长”，对不起，话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外国的城市也同样有他们的复杂性。这句很轻飘很武断的话，我早年说过，甚至在给市长们讲课时也说过，现在我为此深深地后悔，因为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对于城市问题，任何事情都不要轻意下结论！因为不同城市之间的问题都太有个性了！
世界上也没有比城市科学更难付诸实施的科学了！
城市之难，难在执行。无论城市治理的哪一条法令，它所面对的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人群。有很多事情，我们想明白了，就能把它做到位，而且，城市科学难就难在，把它想明白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而更难的，则是把这件事情如何贯彻下去，执行下去，而且还要执行到基层——只有少数人明白没有用，还要让大多数人明白；只有少数人肯做起不了什么作用，难就难在如何让大多数人都肯做！
比如说如何治理城市交通拥堵，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执行面层的问题。说到城市交通，人人都可以谈出一番宏大的见解，即使你去找一个普通的停车场的收费员来，他也能对整个城市的交通管理问题，给你说上一两个小时。每当我就这个问题进行市民访谈时，我就喜欢盯着看被访谈者的语气与表情，从他们的语气与表情中，你简直都能感觉出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大家都认为，他们所在的城市的交通简直是一群白痴在管理，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还不懂吗？其实，这不是一个懂不懂的问题，而是一个做不做得到的问题，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个体意志与群体意志进行搏弈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到一个城市的规划局和交管局去，你会发现，市民们所谈到的这些问题，官员们全都知道，真的全都知道，可知道了为什么不做呢？是的，问题就在于，明白了和能做到是两回事，正所谓“知”不意味着“行”。为此，我曾专门问过几个大学里学交通工程的小伙子，当你问到“轿车交通是不是解决城市交通的有效方法？”时，他们一秒钟就可以给你答案——“不”，这是个常识问题；可是当你再问他，“既然如此，你本人未来可不可以不买私人轿车？”时，他们一秒钟也可以给你一个答案——“不”，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为什么一个懂了的人却不去做呢？因为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回答的是一个群体认识，而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回答的则是一个个体意愿。作为一个群体，人们是清醒的、理智的，而对于一个个体行为，人们则是自私的，而由于这种自私行为的集合，群体也就变得不清醒、不理智了。问问原因，他们的回答也很明确，“城市再堵，也不多我这一辆车，凭什么你们这些买过车的人都爽够了，轮到我就不让我买车了？要爽大家一起爽，要堵大家一起堵。”所以，人和人群不一样，小众人群和大众人群不一样，而城市要治理的就是一个大众人群。
许多在个体上看似简单的问题，一旦运用到大众人群上，那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大众人群的盲动性，往往是城市治理最困难的地方所在。这就如同，谈到国家的治理时，我们的温家宝总理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治理中国最难的就在于，“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治国如此，治理城市也是如此。要说服一个人容易，要说服大家，那可太难了！而作为一个城市的治理者，每天都要面临这样的说服、教育和引导问题！
说到这里，城市的话题已经够沉重了，再说下去，城市问题就变得好像已经不可解了。当然不是这样！既然世界上有治理得非常好的城市，甚至世界上还有像德国和荷兰这样，能把自己一个国家以内的大多数城市，都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说明城市治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我想借助在这篇文章中发出的这么多感慨，表达在这些年的城市顾问实践中，我和我们公司同仁的一些感受，既是写给自己，也是写给同事们，更想写出来，与那些和我们一样，正为中国的城市问题冥思苦想的同仁们，做一次交流。在这里，我连用了几个“世界上没有比城市科学更……的科学了”这样的措辞，我想它当然是偏颇的，因为我并不了解其它的科学，也并没有做过对照研究。但虽然偏颇，为什么不去改正它呢？因为，此时非如此不能准确地表述我对城市问题沉重性的感受。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对于中国城市问题沉重性的真切感受，这种复杂、这种沉重，此刻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才能一吐为快！
在下面的这些文章中，我们公司的城市顾问部门，从几个方面论述了一些关于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中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属于理论面层，有的属于操作面层，无论问题是大是小，无论见解是深是浅，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公司对于城市问题，特别是中国城市问题的一种态度，一种真实的、负责的，而且背负沉重的态度。如果有些问题，我们没有说到位，没有弄清楚，那一定是我们的水平所限，阅历不够，积累太少，而菲态度所至。因为对于中国城市所面临的任何一个问题，特别是当这个问题以顾问项目的形式，委托给我们公司时，我们都是以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来面对所有问题的。我们深知，城市问题，特别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了，而我们作为一个学建筑、学规划、学城市出身的人——最后这个名词，之所以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人”，而不是用什么“专业人士”，是因为我觉得面对如此复杂的城市问题，现在我们这些人是谈不上多专业的。所以，顶多只能称之为“从业人士”，而非“专业人士”。
我们这些人，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能够面对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能用自己的所知、所学，为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研究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所以记得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这句话说，作为研究城市的一代人，我们既赶上了最好的时代，也赶上了最坏的时代；我们既遇上了对城市科学最具智慧的时代，也赶上了对城市科学最具困惑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心情，借用一句最通俗的话，那一定是“痛，并快乐着”！
既然是有痛有快乐，那么，在说完了上面的城市之痛之后，就让我们说一点城市问题的解决之道吧。这，大概应该属于快乐的范畴。
城市问题既然这么复杂，特别是面对中国的城市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比较好的方法呢？想来也是有的。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我觉得有三条经验值得与大家分享：外国经验，中国思维，试点先行。
第一，说一说如何借鉴外国经验。
刚才我们说过，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这种滞后性就使人们有了在认识上的后发优势。面对着国外大量的成熟经验与相关案例，如果我们不学习，不采取拿来主义，那实在是太愚蠢了。“拿来”之后，不一定要照搬照抄，但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那就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思律己也”，但拿来是前提。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所以，多学总是好的。
这些年来，通过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学习，我们将国外许多成功的城市规划经验及城市治理手法引入了中国，并在案例中付诸实践。比如TOD公交导向开发，团地再生，资源性城市的生态恢复治理等等，这些经验在国内的实践中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这是因为策划得好。其实这不叫什么策划，负责地说，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发明过任何一个概念，我总对客户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既不是发明《进化论》的达尔文，也不是诠释《进化论》的赫胥黎，我们只想做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我们没有发明任何东西，因为相对于国外城市实践中的那些成熟经验，我们做一些忠实的转译工作，事实上要比那些胡说八道的发明好得多！
所以，为了完成这种转译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公司在大量地考察国外的城市，大量地收集国外城市发展案例的图片，大量地购买国外城市发展的资料与书籍。记得今年在美国的波特兰，那里有一个全美最好的书店，名叫POWELLS，我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疯狂地，又是非常认真地挑了几百本书，最后一直挑到店老板乐得合不拢嘴为止。他乐呵呵地感叹道，你们中国人现在真有钱！我很认真地告诉他：“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钱太多了，而是我们中国人的知识太缺了！”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中国对于城市科学的知识太缺了！所以，学习，认真地向国外学习，认真地向国外学习他们治理城市的经验，这是我们对如何解决中国城市问题的第一个答案。
第二，说一说如何立足中国思维。
我们中国是一个古老智慧的文明古国，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来文化没有中断过的巨大文明古国。而我们的城市出现的时间也有着极其漫长的历史，早在新时器时代，山东日照的两城地区，就曾经是亚洲第一大城市。后来发掘的两城总的遗迹建筑规模，居然可以达到20多万平米。所以，对于许多城市的问题，我们应当有我们的自信。因为在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基因中，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属于城市科学的思维智慧，等待我们去发掘和认识。对国外的考察是必须的，但是却不必在这其中失去自我，否则这种考察就会变成“群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写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觉得我一定又会拿《易经》和《道德经》说事，是的，在这些古老的典籍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道理可以供我们借鉴。因为这些道理都是具有普适性的，“万物一理”，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但我这里要说的不止于此，我这里不想拿那些具有借鉴意义的间接道理来说事，我想说的是，在过去我们的古老智慧中，曾经对城市问题有过许多直接的描述，而且，许多还是操作性的描述，有许多描述到今天为止，还具有直接的操作性价值！
说到操作性价值，我当然不是指直接搬用《周礼·考工记》里面的古城型制，而是要给大家说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对我的思维方式影响很深的老师，他是中国文化研究会的鲁军会长，我一般都尊称他的字“墨公”。有一次，我向墨公先生请教城市环保问题，墨公先生出人意料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环境科学的国家，而且，在中国，最早对于环保科学的论述中，都有许多的操作性守则，这在世界上是最早对环保制度做出的约束！”这让我听得目瞪口呆。回家之后，按照先生的吩咐，急切地查了几本古籍，果然看到了下面这些论述：
《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鱼鳖，置肼罔，到七月而纵之。……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田。”
大意是，从春季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山道。不到夏季，不准进山砍柴、烧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取获幼兽、鸟卵和幼鸟（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罟。到七月，才可以解除上述禁令。其他还有住在养牛马之处和其它禁苑附近的人，当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
《吕氏春秋》中 有“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僇，缳网苴罦不敢出乎门，罛罟不敢入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为害其时也。”
就是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打鸟猎兽，禁止捕捞鱼鳖。
《吕氏春秋》卷一至十二和《礼记·月令》都对每月不同的气候作了完全一致细致的规定：从孟春之月的，“……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一直到季冬之月的“……命漁师始漁。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
这里对耕种、打猎、捕鱼、伐木、孕育、放牧以及取火、烧炭都有明确的季节、月份限制，将保护环境与祭祀天地、祖先并列为国家大事。
这些都是我们的先祖对于环境保护的一些详细的法律法规，看来让人非常震憾，可当时我有一个问题并没有想清楚，那就是为什么在这些论述中，多数都用了两个字“非”、“勿”，我们的先祖们似乎并没有规定，要为我们的环境做什么，而只是规定为了我们的环境，应该不做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困惑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另外一个老师，他的名字叫王源，是淮南矿业集团的董事长。
就在今年年初，当安徽淮南矿业集团要进行采煤沉陷区生态恢复治理时，我们作为顾问单位，向王源董事长汇报治理的思路。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成竹在胸，因为自恃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多年。记得当年去德国鲁尔区的采煤城市格尔森基兴时，我还是那里许多德国人看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从那时到现在，我几乎跑遍了鲁尔区的每一个城市。
基于这种自信，我非常有把握地向王董事长介绍起鲁尔区的先进经验。没想到，王董事长却不买帐，他对我说：“鲁尔区有很多东西做得并不成功，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生态恢复并不是要恢复到自然原来的样子，既然通过采煤，使得地面出现了沉降，那么这种沉降本身也是一种现状，而现状也是一种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种资源，而却一定要把它看作是一种不足呢？鲁尔区的许多看似恢复了的地方，现在还要再花费很多的维护费用来维护它的所谓景观，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浪费吗？我们应当相信自然，相信大自然有它自己的力量！一个采煤沉降区，即使你不加治理，五年之后它也会长出草，长出树，慢慢地恢复自己的生态，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多人为的手法，去干扰大自然自身恢复的进程呢？而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因势利导，用简单的手法，在尊重现状的前提下，把水系沟通，让它恢复自我进化的能力，然后借助自然的力量，让自然去恢复已经破坏的生态！”
以上这段话，基本上是王源先生的原话！我之所以有这个把握，是因为这番话对我太有震憾了！它在我的耳边响了好几天，正所谓“绕梁三日，余韵不绝”，也正是这番话，回答了我对前面问题的困惑——中国人的环保观，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大自然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力量，只要我们尊重这种力量，减少对她的干预，那么自然就会表现出她的伟力，就会使得生态得到最好的恢复！在这件事上，王源先生的思维不知道要比我高明多少倍，先生真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今年我带着这种感慨又去鲁尔区，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经历了十几年的恢复治理之后，鲁尔区在最近的一个钢厂遗址恢复中，居然也采取了像王源先生所说的这种办法，先不忙着对其进行治理，而是先把它圈起来，看看大自然愿意在里面长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树，然后，再根据大自然的意志，因势利导，结果，奇迹出现了！谁也没想到，在运送铁矿石的轨道两边，出现了一些本地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花异草，欣喜之下，人们仔细调查，才发现这些花种草籽，是随着国外进口的铁矿石一起带到德国，带到鲁尔区来的。这就是现状，这就是资源，这就是自然的意志。正所谓天威难测，非人力之所及也，然而，体会到这个道理，已经是鲁尔区治理差不多十多年后的事情了。西方智慧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东方式的思维。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多向墨公先生和王源先生这样的智者学习。树立对于我们自己的东方智慧的自信，并且把这种智慧运用到解决中国城市问题的实践当中去。
第三，说一说试点先行的问题。
试点，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在自然科学中，科学家可以在试管中将自然界的变化单纯化、经典化，这样，就可以通过试验的形式，摹拟大自然的变化，找出大自然的规律来。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实验，却不能这么简单地进行。确定一个社会范围，进行试点，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说到这个方法在城市中的运用，还应当感谢我的一个老师，他的名字叫唐沐林，现任广西永福县分管农业副县长。虽然他未必认我这个学生，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却认定他是我的老师！今年，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顾问工作，我和同事跑到永福县考察了几个建设得非常经典的自然村，并且与这些村民的父母官唐先生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先生告诉我，他多年抓农村工作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一摸，二看，三算，四干。
所谓“一摸”是指，在任何农村工作开始之前都要先摸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不到点子上，农民是不会信服的；“二看”是指要让农民看到已经成功的外地的先进经验，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谓“三算”是指看了以后要帮着农民算帐，通过算帐让他们明白，采用这些先进的办法，他们是有利可图的，无利不起早嘛；“四干”呢，并不是指马上铺开了全面干，因为不论多么先进的外地经验，都将有一个本土化的实践过程，盲目地全面铺开，一旦有闪失，不但会使农民兄弟损失利益，而且，还会让农民对政府的政策失去信心，这个损失才是真正巨大的！所以，干，要从试点开始干起，先抓一两个点，当他们成功了，农民自然就会跟上去。试点是一种最可行的推广方法，也是风险最小的推广方法，同时也是最具说服力的推广方法！
实践出真知。唐先生的话，是多么好的经验总结啊！
这充分说明了在城乡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善用试点，多用试点，用好试点，试点先行！通过这种先行，我们就能检验我们的理论，修正我们的理论，调整我们的政策，弥补我们的缺失！因为这种缺失如果不在试点中解决，一旦推广开来，就将会为我们的城市管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比如今年我们讨论关于小排量车在各个城市中解禁的问题，其实我们不应当一下子就全面解禁，比如稳妥的做法，应当是在各级各地的城市中，选择一些相应量级的城市进行试点，比如北京、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大型城市选一个，济南、青岛、武汉、成都这些大中型城市选一个，济宁、廊坊、嘉兴、常州这类的中型城市再选一个，先行一步，展开试点，试点成功，则全面推开；试点不成，那也能够将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这远比一下子就全面推开要稳妥得多。
不止城市交通问题，事实上中国这么大，城市这么多，我们完全有条件进行各类的试点工作，认真实践，总结经验，这样就能够在不造成太大的损失和太多反复的情况下，为中国城市问题积累必要的试点经验！
总之，外国经验，中国思维，试点先行，这仅仅是我们实践到今天的一点感想而已，还远谈不上什么经验。但是，这也毕竟是我们在过去的工作中，一些小有体会的地方。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城市难啊！这种感慨让我想起了在一个老中医的桌上看到的三个字：学医难。说起来，这两者之间还真有可比性，千人千病，万城万事，都不容易！要是总结一句话，我倒觉得，城市科学倒是真应该从中医的思维中多多借鉴——西医治的是“人的病”，而中医治的是“病的人”——在西医看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什么不对，而在中国，这却是一句骂人的话，准确点说，这不光是一句中国人骂人的话，事实上是一句中医骂人的话，因为中医非常忌讳就事论事。
在中医的眼里，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的器官都是相互联系的，肝不好一定胆不好，而胆不好也往往会引起肝不好，成语所说的“肝胆相照”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有时候肝不好要医胆，胆不好要医肝。这恰恰就像城市科学中的普遍联系一样。解决堵车的问题要从路网结构入手，而解决路网结构要从城市功能布局入手，而解决城市功能布局要从城市产业定位入手，而城市产业定位要从城市人口素质结构调整入手，而城市人口素质结构调整又要从城市人口政策入手。这样一种普遍联系的规律，恰恰是中医所提倡的，正所谓“扶正祛邪”，本不固病是好不了的。
所以，城市治理要从普遍联系的规律入手，而且还不能着急，必须有长远眼光，从深层结构开始调整，历经一年、两年、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把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解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何短视行为，任何急功近利，在城市治理中都是要不得的。
臣闻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 思国之安者， 必积其德义． 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 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 德不厚而思国之治， 虽在下愚， 知其不可， 而况于明哲乎？
在这篇文章的结语中，让我们借助一段魏征先生的话，来说一说城市问题的长远性吧。这种长远性，也正是我们城市问题最沉重所在——城市不能承受之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