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高莱斯的城市咨询服务业务已经进行了数年，是该进行一些系统性的反思和归纳的时候了。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与规划院相比，华高莱斯的城市咨询业务究竟具有那些不同点和竞争力呢？我们能够给现阶段的中国城市发展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呢？以下是我们的归纳结果。

第一、强烈的市场导向

华高莱斯的规划咨询是一种基本以市场为出发点的分析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试图摒弃一直以图形、美学批评为最高衡量准绳的传统中国规划思路，而以一种全新的，与国际规划体系相适应的方法去分析、验证和评判规划。在市场运作规律日益成为新的土地、地产经济运营的主旋律的时候，华高莱斯的城市分析方式，将是一种"以理性和诚实的精神，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规划，以市场的手法去做规划，以市场的标度去验证规划，以市场的程序去推进规划，最后，以市场的反馈来调整规划 "的过程。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规划是一个有着浓重政府行为色彩的行政和立法行为。因此，我们强调市场，并不是忽略政府在规划中的主导作用和远见的意义。但是，即便是政府，它也必须尊重市场，因为，只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行为才能够真正具有号召力和执行力；也只有真正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政府才能够真正发现市场规律能够做到什么和不能做到什么，才能够将自己的精力更准确地运用到那些单凭市场调节无法解决问题的环节上，比如：低收入住房、城市贫困、公共交通体系、城市基础建设以及城市环境问题等等。

     对于这个认识，也许会有一部分人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从哈耶克开始的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由经济自身就足以产生足够的调节能力来维护整体经济的自发和谐，因此，所有来自政府的调控，无论是中央政府在宏观层面的调控还是地方政府在中、微观层面的调控都是越少越好。但是，这种观点已经随着近年的经济实践而受到了重创。从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开始干预至今，国家干预已经仅仅从创造需求和控制经济危机方面走向越来越广的范畴，即便在被称为“自由经济之都”的香港，政府历来是以对经济的不干预或少干预政策而闻名于世的，但是在金融风暴中，正是政府的强力干预（当然还要加上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才能够力挽香港经济于危澜之中。

     另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类似城市交通，低收入保障这些问题，我们不需要经济学来告诉我们，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做是一回事，能否以经济学方式去理解它们是另一回事。以经济杠杆的方式去参与而不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规定，是这些城市问题能否得到有效处理的最重要的前提。举例来说，当悉尼市政府对于城市的郊区低密度住宅迅速扩张造成的城市基础设施短缺问题加以解决的时候，它并不是下一纸命令说从今天起悉尼不许再建设任何郊区低密度住宅，而是以征收高额城市基础设施附加费的方式，大幅度增加在那些城市基础设施还不完善的区域新建房屋的修建成本。如果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种抬高交易成本以抑制需求的方式，对于那些弹性系数较大的商品有明显调节作用。而郊区低密度住宅恰恰属于弹性系数极大的商品。因此，这样的政策除了在市政设施建设方面保证了资金供应之外，实际上还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即通过抑制对于城市外围低密度住宅的需求，迫使人们将居住偏好转移到市中心的高密度居住形态上来，这样对于市中心的地价回升，社区复兴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一味靠提高交易价格来抑制需求的方式并不是永远都适用的。对于那些弹性系数较小的商品，提价就起不到明显的效果，反而会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支出负担，减低他们的纳税能力。例如，每年春运时期的火车票提价行为，其意图本来是通过增加交易成本的方式降低人们对于出行的需求，以减轻铁路系统的运送压力。但是，任何了解中国民众行为模式的人都不得不去承认，春运期间的火车票，几乎是这个世界上弹性系数最低的商品之一。也就是说，除非它贵到了彻底离谱的程度，否则人们对于它的需求不会有任何显著的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春运火车票都提价，但是除了增加农民工的回程成本之外，对于春运降荷没有丝毫实质性帮助的原因。每年春运期间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新记录都在提醒我们，理解市场经济规律对于制定公共政策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一些极其重要的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经济政策杠杆而不是政策规定。最为著名的包括英国伦敦市和新加坡为了解决城市拥堵问题而收取的拥堵费，以及美国纽约州首创的、为了解决城市中心区空洞化问题而提出的“发展权交易”（Purchase Development Right, PDR或Transfer Development Right, TDR）等等。尤其后一种手法已被证明对控制城市蔓延有着相当明显的效果。

第二，将对空间的认知置于恰当地位

基于如上的理由，我们把对经济规律的研究置于所有规划分析的核心位置，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所需，也是对于目前的经济运行现状的有效反馈。当然，华高莱斯的规划咨询从业者都是职业规划师，规划行业在空间理解方面的传统优势，并没有在我们身上失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华高莱斯的规划咨询思路，就是：

       我们研究落实到空间的经济问题，并且给出符合经济学规律的空间解决方案。

       我们对于目前规划市场的一种潮流是有所保留的，那就是把规划看作一种纯空间的艺术。这种源自法国巴黎艺术高等专科学校的规划思想影响了苏联模式，又辗转影响了中国前数十年的规划思路，那就是，重视空间形态的美学意义远超过对于规划的经济意义的分析。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空间不重要。但是对空间的看重如果发展到目前规划教育界对于空间形态的迷恋程度，尤其在大尺度规划层面，对于城市的伤害是巨大的。我至今记得我在国内读规划专业的时候，我的老师对我说，“你们怎么能还用方格网呢？这是对客户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花了一大笔钱可不是看你的方格网的！”但是，评判该不该用方格网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追问一句，怎么方格网就那么不堪忍受呢？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的城市，我们会发现那些著名的、且至今仍然在有效运作的城市恰恰大部分正在使用我们称为“希波丹姆斯模式”的那种城市格局。方格路网对于城市布局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利于辨别方位，空间组织，地块形态利于建设，利于交通通路组织。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在那个被法国人看起来可能空间非常单调的纽约市，尽管人均车辆保有量远远超过北京，但是他们单调的城市路网却极少创造出类似北京那样的交通大堵塞。规整的街坊、将道路面积分散到多条相对狭窄的道路上和单行线通路系统是纽约市的三大法宝。整个曼哈顿岛几乎根本看不到我们在北京随处可见的高架立交，还有高架桥上根本没时间去数的路标指向，因为方向是极其简洁明确的，转弯规则也是极其明确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人在他们的首都华盛顿特区也时髦了一回，请了形态大师法国人L’anfant 去做规划，结果他的对角线方案对于所有不熟悉城市的驾驶者，以及街角地块的处理都是一种灾难。

那么我们拒绝方格网形态的理由是什么呢？很简单：它太古老了，它过时了，它没有新鲜感。但是，请注意，城市规划图从本质上而言并不是艺术品！当达利的野兽派或者莫奈的睡莲花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赞赏它们，是因为它们是全新的，而推陈出新是艺术的灵魂。但是，规划是事关我们的生活、交往和一切日常生活行为的基本规则，是受到法律支持的规则，而我们怎能用评价艺术品的原则去评价法律规范？经常听到国内规划师谈论美国的规划，大意是，“美国根本没有规划。瞧那几根横线直线，谁都能画。”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忘了，美国城市的地方经济运行是各国中效率最高的。美国人也许在艺术方面是欠缺点品味，但是即便只用呆板的线条也能够画出经济上有活力的城市，这个城市就是成功的。必须强调一点：只有仓廪实才能知礼节。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城市已经不再受到土地、贫困、拥堵和两极分化的困扰，那时我们也许才会有精力去琢磨一下，什么样的线条更好看。

所以，艺术品味或者风格流派不是我们关注的目标。我们的分析应该关注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方格网是一种优秀的结构，那么划分多大的格网地块在经济上才是效率最高的？广州1990年的珠江新城规划效仿了纽约的30×80米左右的格网密度，结果开发商反映面积太小，难于开发，2000年左右的规划又改了过来。这说明，尽管美国城市的结构我们可以借用，但是美国的尺度却未必适宜我们。那么地块大是不是就好呢？福州90年代新区开发采用了大街坊，开发商很高兴，但过了几年政府发现地块中心的地都没有人要，被人说成“金角银边草肚皮”，这又是一个没有正确处理好尺度的例子。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对中国城市的发展负责的研究，才是我们的客户真正需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