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CBD建设之感

我们首先要提一个概念，即每个城市都必须有商务区，完成一定的商务功能，这是城市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城市都必须有CBD。CBD是一种高强度、高密度、高混合的商务存在，它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被依据抽象理念定制出来的产品。CBD概念的提出是一个对于现有城市现实的追认，而不是某个规划师对着空无一人的大地进行的富于创造力的设想。当1923年社会学家伯吉斯提出CBD概念的时候，华尔街已经运作了超过两百年。而华尔街当初的修建意图也根本不是CBD，甚至根本不是一个民用设施：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华尔街最初是一堵用于军事目的的墙（英文中的WALL，就是墙的意思）：是因为一群荷兰人试图阻止英国人的进攻，于是在今天华尔街的位置修建了一道类似于中国长城的木墙。

CBD的自发性又意味着什么呢？在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后果是由供给和需求在某点处的平衡造成的。典型的CBD与其他城市景观相比，其畸高的建筑天际和人口密度意味着城市的土地供应和需求出现了巨大的落差，使得人们不得不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用现代建筑技术和城市手法，以高度换取空间，成百上千倍地增加我们传统概念中城市的高度，和传统观念中人类在空间上的可能密集程度。为什么在城市中心会出现巨大的空间需求缺口？因为经济在空间上一旦超过了一个门槛规模，其密集程度就会象原子弹里的铀235达到临界体积一样出现爆炸式的增长，这是经济规律。如果经济尚未达到这个门槛规模，无论我们怎样建高楼，我们也只能看到一座空洞的、冷清的钢筋混凝土森林，而那些CBD所必备的，充满活力的经济活动，人们的苦苦挣扎、勾心斗角和兴衰胜败，永不会出现，比如，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座城市有一座著名的39层大楼，10年前开始兴建，但是至今仍然无法正常运作，因为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如果经济已经超越了这个门槛，那么上帝也不能阻止CBD的产生。旧金山的地下是著名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布满了滚烫的岩浆和脆弱的断裂，当地震来临时，每一幢超过3层的建筑都会岌岌可危。但是这里一旦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人们仍然树起了高达260米的泛美大厦，成为整个城市的标志，同样因为,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

这样看来，形成CBD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二是城市空间对于土地的需求有足够大的缺口。这正是重庆市最重要的两个优势。

重庆是一个有着特殊市情的城市：它有直辖市的牌子，却容纳了一个中等省的容量；它的腹地广阔而渴望发展，它作为一个都市却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区域，甚至已经超越了长江中游经济圈，与整个长江流域的龙头上海遥相呼应。作为整个中国西部唯一的超级都市，重庆已经从本土化经济起步，彻底跨越了地区化阶段，直接进入了国际化城市的行列。它既是国际资本、国际文化和国际精神的直接吸收者，同时又是中国经济列车向西部、西南边陲和东南亚邻国进行经济传递的直接辐射者。这种辐射和传递的双重角色立刻让人联想起在美国19世纪宏伟的西进过程中芝加哥所扮演的位置。正因为它是美国东部地区的直接响应者，同时又是西部广大腹地的直接辐射者，所以尽管芝加哥比纽约整整晚建了两百年，1871年又被一场大火几乎烧个干净，但是它仍然表现出了极其强劲的上升动力，余燃未尽就开始重建，1880年人口达50万，1890年达100万，1900年增至200万，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这种经济历程，也正是重庆正在经历的。

      但是重庆又是一个土地稀缺的城市，尤其是在城市零地标区域附近。尽管《都市区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纲要》规定，重庆都市区面积将由2737平方公里扩大到5473平方公里，但是其中的适宜建城区却相当小，主城面积2616.64平方公里，可提供建设用地仅仅不足一千平方公里，这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基本农田和地质条件不适宜建城的区域。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其他三座直辖市。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一马平原，天地一线，除了北京的西北部，它们在空间形态上没有受到自然的任何阻碍，城市在大地上有着无限延展的空间。

有人说，重庆的格局类似于洛杉矶，都是大量分散的组团网络。但是我说，重庆和洛杉矶的组团有着本质区别。洛杉矶人选择分散，因为他们不希望拥挤，他们有自己的城间快速交通体系。但是重庆是被迫分散的，因为自然仅仅给予他们极其有限的可修建的场所，他们不得不在每一处都把地形资源发挥到极至。于是，我们必须在每一处可以立足的地方尽可能地拥挤。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高质量地拥挤呢？我们为什么不让拥挤成为一种震撼人心的景观而不是一种无奈的现状，为什么不让我们每一个拥挤者以重庆所能提供的高质量的CBD服务感到自豪呢？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土地资源稀缺程度来看，一个现代的、国际化的CBD都是重庆人毫无余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