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Jane Jacobs的《美国大都市的死与生》

“民科”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特有用语，即“民间科学家”，用来称呼那些衣衫褴褛，脸色憔悴，头发散乱，目光坚定的人，他们往往站在北大南门拉起横幅，上面写着“世纪大成就——我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一类的字样。当我们的“官科”（与“民科”相对，即“官方科学家”）们夹着资料袋，走进北大大门的时候，心中涌起的除了无限怜悯，往往还有一种无奈，那就是他们不得不与“民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

40年前，有一位这样的“民科”，也曾经鼓足勇气，奋不顾身地杀入了美国的城市规划学界。一时间，这个名叫Jane Jacobs的大脑袋、凸眼球的女人，没有大学文凭，在那个同样绝不缺乏“官科”的领域里，几乎造成了共工触折不周山这样天崩地裂的效果。作为那场轩然大波的后果，今天，《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已经成为美国所有大学城市规划、城市历史专业的必读书目了。但是，与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同，成为大学教材并不意味着成为一个结论。当教我城市规划历史的老师向我们介绍这本书时，他带着种种复杂的感情对我们说：“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读一读这本书，但是，我并不期待，也不指望你们中的很多人会喜欢它。它甚至从根本上质疑我们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但是，至少我个人应该感谢Jacobs女士，因为她让一个像我这样教规划史的老师不至于因为过于单调而不招人喜欢……”

很多城市规划师都相当喜欢制造戏剧性。路易斯·芒福德曾谈到“城市戏剧”一说，Olmsted在纽约生生造出一个中央公园显然也很有戏剧性。Jacobs在美国规划界的出现显然具有更大的戏剧性，那么当这本书40年后终于来到了蓬勃而嘈杂的中国规划界时，就不仅仅是“更大”的戏剧性，而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戏剧性了。

在这场戏剧中，争议是难免的，这篇文章的用意，在于试图从无数尚未定论的话题中，选择那些更为确定、但不巧也偏偏更容易引起误解和误读的主题加以阐释。

在下面的讨论中，为方便起见，我把Jane Jacobs女士用J. J.来代替，而她的大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我用《死生》来代替。

误区一：《死生》是有关城市规划科学的重要官方文献

尽管被列入了几乎所有规划史的必读书目，但是《死生》这样一本书，与一本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官方文献之间的距离，真是要有多远就有多远。我们所说的官方文献，不外乎几个特征：首先是有立论，有论据，有论证；其次要么学术界普遍认可，要么在学术上有独特成就，纵有瑕疵，也难于抹煞。但是这些条件，《死生》无一具备。

J. J. 开篇就直白地说，“本书是对于现有城市规划与重建行为的一次全盘否定。”这样一种带着草根阶层鲜明的，对于现有社会上层的既得地位、作派和相互认同的刻骨仇恨弥漫在整本书中，让我们嗅到一股在正常学术文本中极其罕见的火药味。仅仅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她就使用了诸如“文不对题”、“家长式”、“专制”、“教条”、“谎言”这样充满暴力的词语来形容城市规划的前辈们，如霍华德和勒·柯布西耶。她甚至采用了一个新闻记者惯用的典型春秋笔法，在艾比尼泽·霍华德的姓名后面，加上一条插入语：“一个英国法庭上的书记员，城市规划只是他的业余消遣”，借以表达她的轻视。实际上，如果她冷静一些，就会想到，同样的春秋笔法，如果用在她自己身上，实际上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外乎是：J. J.，“一个高中毕业生，对城市规划学界充满愤怒”，或者这样类似的描述。但是，实际上这些插入语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我相信他们都是对城市和人类美好生活抱有热爱的善良的人，他们对这个事业倾入了巨大的热忱，不该因彼此的学历或职业而互相鄙夷，即便在本书这样一本与传统宽厚的学术氛围大相径庭的战斗之书中也是这样。

另外一个有趣的非官方特征是，本书中只有价值结论，几乎没有理论推导。即便有，也只是她自己创造的概念，如所谓的“街道眼”、“渐入资金和急速资金”等。用当代哲学的说法，所谓价值，往往是先于理论存在的。自然，城市规划究竟是一门科学抑或是一门技术，恐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所以究竟在城市规划中理论是不是比先验的价值更值钱，也许尚难定论，但是，那些被她批判的规划学者们，至少是用一种相对价值中立（Value-Free）的态度去描绘事实，并且得出的结论也是相对可争辩的。而在她的论述中，立场是先于推导而存在的（如小规模改造是好的，大规模重建是不好的；集中是好的，疏散是不好的；草根居民是好的，规划师们是罪恶的等），这些立场往往来自于她个人作为一个典型城市居民在典型的美国大城市中心社区中生存的个人体验和直觉。推导是为了证明立场，而不是为了达到结论。作为对比，在她所鄙视的路易斯·芒福德和伊里尔·沙里宁等人的著作中，很难发现过于明显的预设价值。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所做的是试图将事实纳入理性的轨道，却不管理性的分析将它们带向何方。如伊里宁的名著《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在对历史上的城市风格进行了广泛的，带着对于“协调”、“和谐”的充分欣赏的回顾后，当我们都认为他要对城市风格进行统一化论证的时候，他却说“上述例子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要在城镇建设中获得形式上恰当的相互协调，就需要使风格趋于一致。我们的回答是，形式上的相互协调是最终的目标，至于达到这样的目标应当采取何种手段，则属于次要问题，风格上是一致或多样化，都无所谓。”

“无所谓”？难道这比起一个结论，一个“应该做什么”的结论更加接近真理么？事实是，在某些场合是的。作为对比，我们也在J. J.女士的著作中找到了针对同一问题的完全不同的答案，“在城市地区，如果某个地方在用途和功能上都一体化，那么这本身就会让城市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地步……要让这些建筑都归于一体化，这实在是太荒唐了，必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P226，原文，下同）一个在任何环境中都成立的假定与其说是一个真理，毋宁说是对世界简单化处理后产生的幻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我们不能管伊里宁或者芒福德叫纯粹的科学家，如同我们称呼居里夫妇或卢瑟福一样，但是J. J.女士显然站在比他们更靠近直觉和热情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J. J.的记者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隐藏了她的直觉型论证。实际上，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个以娴熟的美国式新闻写作手法装饰的论证：它们有鲜明的、热辣的观点，又有一个又一个恰当的、活生生的、很多时候也是感人肺腑的故事作例证。事实上，这正是媒体用以影响民众的最佳方式。只是，我们似乎忘了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如果我们想证明现有的城市重建模式是坏的，那么我们必须证明全部——或者统计意义上的大部分城市重建计划都是坏的。但是J. J.显然没有采取这种费时费力，同时又使阅读者对没完没了的繁琐分析彻底厌烦的方式。她只是简单地选择城市重建最失败的案例，并且对其中尖锐的矛盾进行戏剧化的描写。

于是，当我们回忆起她对城市贫民区改造的仇恨时，我们就想起著名的波士顿北端（P7），当我们回忆起那些高密度的人群的幸福生活时，我们又想起著名的波士顿北端（P206），当我们回忆起那些臭名昭著的（至少在她看来）改造贫民窟计划时，我们想起的，仍然是著名的波士顿北端（P271）。当她想说明自发形成的贫民区升级现象时，我们看到的竟然还是波士顿北端（P281）。波士顿北端和她心爱的居所——纽约格林威治村成了她手中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屡屡敲在她痛恨的正统城市规划者的脑袋上。可是，在我们为波士顿北端（有时也包括西端，如P272）的居民欢欣鼓舞时，似乎忘了那些同样经历过城市重建，结局却远比波士顿西端居民要幸福的人们。1950年，在匹兹堡市中心的核心区，在一个叫R. K. Mellon的人（他不幸属于J. J.所痛恨的那种人：百万富翁）主持下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建行为，采用的也是J. J.所痛恨的正统规划方式，它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叫做“金三角”（Golden Triangle）的地方，在那些为她痛恨的正统规划学界中，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时间向后推移，巴尔地摩港的内港地区（Inner Harbor, Baltimore），或者是在波士顿正中心，夹在她钟爱的波士顿北端和西端之间的查尔斯河入海口港口区，那个著名的金色大拱门屹立的地方，全部都是足以让读者对那些“罪恶的”正统规划理论不那么痛恨的范例，在J. J.女士的书中却只字未提。当然，我们不能要求J. J.女士预测到后面两件事——发生在她的书出版后。但一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她选择用支持自己观点的案例时，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小心翼翼和用心良苦的程度并不亚于她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愤怒和痛恨。这又不由让我们的脊背上生出一些凉意，因为，这种酷似客观的选择案例方式，也正是当代美国媒体用来影响美国大众对中国及一切他们不喜欢国度的看法的常用手法，对一个象我这样曾经旅居海外的人来说，印象颇为深刻。

误区二：J.J.颠覆了一个时代，同时开创了一个时代

如果说，J. J.具有强大的颠覆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是这样，美国公职规划学会（APAO）会长丹尼斯•奥•哈罗也绝不会无助地说，“J. J.的书对城市规划来说是非常有害的……但我们将不得不和它生活在一起。”如果说她强大到足以颠覆那个时代，并且开创了一个城市规划史上的新时代，恐怕还不至于。

首先，J. J.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的大规模重建行为的终结者。1949年战后房屋法案在J.J.女士出版此书之前就已经遇到了巨大的阻碍，这阻碍也并非只是重建计划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美国整体宏观财政吃紧。

当然，很多人认为J. J.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原因还因为她的无与伦比的愤怒姿态。对于一个形成已久、俨然成型的学术领域来说，她的确是足够愤怒的了。但是，实际上她的愤怒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的反思，而是那个炉火沸腾的西方街头革命年代的一个缩影。1964年7月18日，纽约哈莱姆（Harleem）区的黑人首先发生暴动，随后是8月11日～16日洛杉矶的骚乱，这些混乱随即在全国蔓延。截至到1965年，全国总共有20个城市发生了23次骚乱，累计时间长达31天，共造成43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一万多人被捕。1966年夏天和1967年7月则更加混乱，仅底特律的一次骚乱就造成40多人死亡，350人受伤，3800人被捕，3000多家企业被洗劫一空。到了1968年，我们就等到了巴黎的五月街垒。那是一个在越南战争、民权运动、街头集会、种族矛盾和政治暗杀中如火如荼的年代，民谣歌手Bob Dylan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进行了概括：这个时代一切都在变化。而J. J.女士的愤怒，不过是时代的熊熊烈火中，溅入城市规划界的一朵小小的火花。

其次，J. J.的理论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新的规划时代。她的非科学性的论证方法的确充满煽动力，却往往体现出一个充满热情的世界观中常见的自相矛盾。如当她多次强调“街道眼”的重要性时，实际上是在多次重温她在那种典型的互相熟悉的街区里获得的温馨感受，而这种感受是以一个外来者感受到的强烈的被排斥感，或者至少是被孤立感为代价的。在这样的街区里，陌生人的位置在哪里？她直言不讳地说，“缺少人际交流的城市街道上会出现来历不明的陌生人。”（P57）很明显她是把陌生人当作街区的负面标志来看待了。这种感受，当我有一次无意中闯入一个宣武区的胡同时，在那些每天彼此见面的大婶大叔们的冷冷的目光中，有了深切的体会。但是，伟大城市的魅力有很大一部分正来自于陌生人的常态存在。孟德斯鸠曾经借一个访问巴黎的波斯人之口说，“大都会是一切外国人的故乡。”只有在那些不排斥陌生人的街区，大都会才能释放出它自己独特的美。

当然，J. J.自己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于是她后来又引用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的话说，“大都市应该提供人们只有在旅行中才能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新奇。”（P238）当然，这没错，可是新奇是需要载体的，很多时候，陌生人正是这种载体。你不能指望你的“街道眼”机制警惕地注视着街道上的每一个陌生人，同时还指望他们能够亲切地、可爱地给你带来大都市应有的新奇感。我们总会为了某种价值而失去一点什么的。换句话说，也许在一个放眼四方全是熟人的街道上是安详的，但是它绝非好城市的唯一模式。

另一个自我矛盾的例子是对于大型城市广告牌的态度。如果以J. J.女士的惯常联想思路，我们很容易从大广告牌联想到大资本家，大资金和大规模重建，于是它是邪恶的。实际上她的确是这么想的。她提到“纽约公园大道上的几幢写字楼堪称现代主义的杰作”，“惟一凌乱碍眼的是在四十二街东北角的一组广告牌。”但事实上这些广告牌是被冤枉的，因为它与大资本家无关，反而对创造街道上的和谐气氛有重要作用——“这些牌子……目的是鼓动过路的人群一起来祈祷，与犯罪现象做斗争”（P227）。我本来一直以为，她喜欢和谐的社区氛围远甚于景观的视觉效果，但从这里看，她的喜好并非一贯。抛开这里的自我矛盾不谈，她在下面（P234）又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大型室外广告……（对于城市多样化地带产生危害的现象）……经常发生，但是并不总是如此。如果没有巨型屋外广告，时代广场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对于这句话本身我并不反对。我甚至也认为，尽管巨型室外广告牌对我个人而言也不是非常悦目的景观，但是在时代广场，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已经构成了这个重要景观单元独特文化的载体。可是，从J. J.的书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却使人诧异，因为，仅仅在7页以前她还在斥责四十二大街上的广告牌（时代广场就在第四十二大街上）。

误区三：《死生》一书找到了美国城市问题的症结

美国城市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美国城市的无序、低密度蔓延成为继中心城区衰败后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但对于这些，J. J.在她的书中也只字未提。实际上，她激进的感染力只对一些相当特别的社区建设方向有借鉴意义。因为，同21世纪的今天比起来，60年代初美国的郊区化即便算是已经起步，但也是微乎其微的。

那么，《死生》一书的价值又在哪里？它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力，难道仅仅是因为J. J.的大胆和激情？我认为不是。《死生》一书并没找到美国城市问题的症结，但J. J.无疑找到了规划师自我认知的症结，那就是：我们是谁？为谁规划？

后一个答案很清楚，我们是为市民规划。但是，前一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这个“为市民规划”的回答，底气是不足的。无论我想怎样为了J. J.女士所痛恨的“正统规划理论”辩护（很遗憾，我也是它的受害者），有一点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抵赖的，那就是我们的所有教育，以及所有的行为在潜意识里，把我们导向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在视角上是高人一等的，有一群人正渴望我们的智慧为他们指点迷津。当然，规划师的职业决定了他们的视角必然与他人不同，但这种差异是否意味着在任何时候规划师的价值就要优于那些被他规划的人民呢？

在J. J.以前的年代，那个被称为“综合理性模型”（comprehensive rational model）理论对此的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它并没有公然说，规划师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高明，但是它的假定，规划师只要通过最广泛的收集资料、理性分析，就能凭一己之力得出最佳结果，无疑是基于这样一个宏大的前提。但是，当60年代婴儿潮汹涌澎湃，对一切确定性都产生怀疑时（我们称其为“后现代性”），“综合理性模型”就要过时了。Lindblom干脆说，城市规划就是一门“东缝西补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我们只需要跌跌撞撞，缝缝补补地解决现有的问题就已经足够我们麻烦的了。与此同时，另一位规划师Davidoff却给出了另外一个药方：既然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兼顾所有人的利益，那么我们何妨作为某一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呢？因为反正也会有其他的规划师去做其他利益群体的代言人，而社会仍然是平衡的，也许更优，因为这样进行利益分割的人就将是一群受过职业训练，并且更加深谙平衡之道的人，他们之间的利益平衡会带来更高的效率。

Davidoff的理论被称为代言式规划（advocacy planning）。显然J. J.就是这样做的，而她所代言的，则是一个也许比起其他所有的代言式规划师所代表的都要广泛的群体：那些在历代规划师的智慧中被忽视的，而大多数的规划师还自以为是在替他们考虑的最普通的市民们。平心而论，从价值观上，我们每个人的确是把自己置于大众之上，从最早的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开始，民众们似乎很多时候都成了规划师为证明自己智慧而任意摆弄的工具。意大利乌迪内城建立的原因，竟然仅仅是为了让匈奴王阿提拉能居高临下地欣赏他军队焚烧另一座罗马城市的壮丽景象。整个德国高速公路计划的起因，则是因为希特勒想修建世界上最宽阔的道路和最高的大厦，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荣光。而从巴黎高等专科学院学派中延续下来的那群以设计为业的规划师们，实际上做的事情也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在地球表面上铺下种种轴线，仅仅为了实现他们个人对空间美的独特理解。纵然战后的规划界中，民众有了前所未有的发言权，但直到J. J.的愤怒言论迸发之前，这些发言仍然被视作规划师优雅而公正地赐予民众的礼物，而他们之所以愿意倾听，是因为他们的高尚。

但J. J.改变了这一切。她用一种粗暴的方式向规划界寻求民众的发言权，而且是平等的发言权。考虑到她背后积累的几千年民众的失语，我想她的所有做法，那些难于自圆其说的理论和概念，那些简单粗暴的结论，实际上都是可以原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所带来的规划师自身价值观的转变，比真正找到城市症结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成就，因为城市永远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一群观念进步了的规划师，比起一个暂时无忧的城市来说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误区四：《死生》一书中蕴涵的思想已被规划界吸取、所借鉴

第四个误区显然是一个悲剧。正如所有的经典实际上都曾被或多或少地误读一样，《死生》同样免不了这个命运。即便在美国，这个已经读了它四十多年的国度，仍然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偏离。90年代，新城市主义的规划师们声称他们从J. J.那里得到了灵感，创作出了诸如Celebration和Seaside计划这样的典型产品。尽管设计师杜安尼(A. Duany)不断地引用《死生》中的词句来阐释其设计，但是这两个例子却恰恰是J. J.认为最不可能产生城市多样性的反面教材：它们都建设在开阔的未开发地带，要等到居民自发产生所谓的“街道眼”或者“街道芭蕾”，恐怕颇费岁月；同时，设计者提出的20~40户/英亩的密度，也与J. J.坚持的产生多样性所需要的100户/英亩相去甚远（尽管我至今仍未能明白她何以得到这个指标）。曾经指导J. J.写作《死生》的伯克利大学Montgomery教授无奈地说，如果“新城市主义”者们实现了其设想的巨大尺度的城市设计，是否将有一个新的J. J.站出来，用一本新的关于大城市死与生的书，向他们发出一次新的咆哮呢？

另一个例子是2005年美国规划师学会会刊（APA Journal）秋季号的一篇文章：第五次大迁徙。作者对于今年美国一些特大城市的复苏，比如纽约和芝加哥，进行了充满欣喜的回顾，同时得出结论，美国人正在回归都市，而J. J.所预测的，在那些和谐的大城市街区上形成的公共和平（Public Peace）也就此出现了。他还特别以2003年美国东北大停电中纽约人所表现出的谅解和合作精神为例，正是这种精神使纽约市安然渡过了这次危机。但是他忽略了两个事实，一是根据美国联邦统计署的资料，美国大城市的人口涌入很大程度上是由移民造成的，而那些传统的美国人，仍然在加剧着美国愈演愈烈的城市蔓延症状。第二，公共和平并没有在每一个美国大城市里出现。刚刚结束的美国卡特里那飓风给美国南部带来的灾难，以及灾难过后城市发生的混乱不堪的骚动，都表明要在所有美国大城市里建立J. J.所说的公共和平，恐怕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

再把目光转回中国。中国理解了J. J.和她的理论吗？J. J.和她的理论适合中国吗？在回答之前是需要深思的。我们可以试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J. J提出的“多样性”，其内在社会需求在哪里？

看一看她的每英亩100居住单元的指标就明白了。集中是她的核心需求。而要把如此高密度的人群和谐地放置在一起而不让他们产生如在蚁穴中一般的绝望感，正如香港很多公屋社区给人的感觉一样，惟一的希望在于使他们的角色和形态尽可能多元化，使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被其他人需要。从这一点来说，J. J.的确抓住了使一个社区和谐的核心：彼此需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之所以在心理上产生了彼此需要的需求，恰恰是因为在技术、郊区化和人口膨胀的那个时代，加上从美国诞生之初就根植于性格中的个人主义，他们之间在潜意识里越来越疏远了。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我们的人民之间已经彼此疏远到了需要呼吁大家互相需要的地步了吗？显然还没有。那个美国已经在半个世纪前就经历的空间疏散过程，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只是一些轻微的泡沫，被湮没在集中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汪洋大海里。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著名的新城市主义建筑师和规划师来到中国后，无不感慨除了把街坊改小之外，在这个国家不需要新城市主义，因为它比任何新城主义所倡导的高密度还要高，混合性还要强。

第二，既然J. J.发现人们是彼此需要的，也应该彼此需要，那为什么人们仍沿着功能分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

无论雅典宪章中对功能分区的描述已经怎样被视为历史，被一些人抛弃，它仍是漂浮在所有规划师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幽灵。它的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整齐划一的功能分区是人类能最有效占领地球空间的惟一方式。我们可以给它带上种种帽子，如机械、非人性、产生不必要交通和混乱等，但我们始终不能否认，简单的片区划分和功能设定，在设计过程中能带来最高的效率。当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如刚出站的火车隆隆前进的时候，如同5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效率是所有开发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J. J提倡的温柔而体贴的城市更新方式，不可能在被急速开发的广袤土地上成规模实施。

第三，我们社区中的和谐，从何而来？

尽管我们在很多时候只能服从效率，但和谐仍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只是，在中国的典型社区创造和谐，用J. J.增加密度的办法未必有效。中国人的邻里关系需要更长久的居住和磨合才能培养起来，而像J. J.说的“当你在哈得逊街上看到一个陌生人三次或四次以后，你就会冲他点头了”（P56）这样培养人际关系的模式，不适用于我们的社区和国民性格。同样的原因，J. J.多次强调的“将一个贫民区非贫民化”应该靠居民的自组织行为的时候，她也是基于对美国社区的深刻感知而作出的判断。也许在我们大多数社区中，社区内很多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靠上层管理机构的介入，而不是靠自组织行为。

第四，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仍然在谈论J. J.和她的《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