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人口的急剧增长，将给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老龄化问题，已越来越多的引起各国、各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目前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在各种各样的老龄问题之中，养老责任和居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是老龄问题中的重要一环。
所谓养老责任，是指政府和家庭谁来承担经济赡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的责任，承担多少的问题。所谓居住环境，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社交活动以及服务网络等各个方面，归根到底就是养老地点选择的问题，即是在家还是离家养老的选择问题。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的热点问题和主要矛盾的不同，对居住环境或承担责任者的关注程度不同，具体养老模式表述的关注点也不同。从国外养老模式的历史发展来看，养老模式在社会热点关注问题的转换中，从最开始用社会养老模式解决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家庭沉重的养老负担，到后期回归家庭来解决社会养老所面临的居住环境恶化的问题，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应急”的社会养老模式
在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之前，西方各国的家庭结构也相对复杂，家庭人口相对较多，养老方式同样也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这是与经济条件发展相适应的，因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除了这种低水平的、原始状态的家庭养老之外别无选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养老模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二次大战后，随着老龄问题的日益加中，西方各国政府将老年人问题的解决办法与福利措施相结合，组织兴建了大批养老院、护理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对老年人生活实行集中管理，使部分老人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些设施本身存在许多弊病。如虽解决了老人吃、住、医疗等问题，但削弱了老人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往往会使老人感到孤独寂寞，无所乐、无所为，成为“精神恍惚”的人。
日本作家中根千枝在她的报告文学《文明之国瑞典》里有很好的描述：“瑞典人根本不用为年老担忧。他们直到老死都可以在物质上过着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人都舒适的生活。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在我们看来，这是理想社会。传统的家庭制度瓦解了，我们都有晚年悲惨，穷困的老人。可是我看到这样惊人的社会保障后，我又想，这对人类究竟好不好呢？走廓里（老年公寓里）来往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那空虚的灰色眼睛使我深感不安。那样空虚的老人的眼神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想一下就明白了，没有事干，只是活着，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憎爱的生活，没有穷困的痛苦和劳动苦乐的生活，它肯定会使文学也归于灭亡的。”
重回家庭的新浪潮
正是由于这些养老设施的弊端，那些在收容中心的老年人（其实不少仍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迫切希望重返昔日的传统社会，以摆脱与社会隔绝所造的情感困惑。现在很多国家大力提倡老人回到社区中去，既可以使老人在自己习惯的环境生活下去，有归属感、亲切感；又可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同时号召将老年活动设施由集中封闭型向社会开放型转变；向高质量、高层次发展。如老年餐厅、老年作业室、老年俱乐部、老年日间供食中心等设施的建立，有利于老人高层次、多方位的追求和自我实现，促使老人走向社会，关心周围事物，直接参与社会生活。
小型图书馆－－老人们的精神乐园
鉴于这种情况，瑞典早于1956年就提出把老人分散于社会之中与社会接触，与儿童、青年、成年人交往，并提倡在市民住宅区中建老人住宅。事实证明，将老人集中安置，并不能因为年龄结构相同而增加人与人的交往，反而会造成“与世隔绝”和低落情绪相互感染等负效应。
七十年代初，日本发起了“扩大生活圈”运动。一部分本来住在收容中心，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提出“回到社区，与人民共同生活”的要求。社会上一些需要照顾的老人和残疾人出于感情因素，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习惯了的地区，希望现有的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一直在此生活下去。这就出现了老人“终住”住宅的研究，并根据东方子女赡养老人的价值观念研究建造三代同堂的住宅。
在欧洲和美国，老年病学家之间同样流传的一个时髦语句就是“在适当的地方安享晚年”。换言之，上了岁数的人继续住在自己家里，而不是搬到收费不菲的机构：德国大学城里的一种交换活动正在蓬勃发展，需要廉价住处的学生们搬到需要陪伴的老人家里，并帮助他们料理家务；两年前，法国第戎附近的一个村庄创立了这个国家的首个两代人社区，要住在这里必须签署“睦邻友好”承诺。该社区创始人之一皮埃尔•亨利•多尔说：“我们不能强迫不同代的人们相互交往，但我们竭尽全力使这种交往变得容易。”；去年初，意大利《晚邮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说：“退休中学老师寻找愿意收养祖父的家庭。愿支付费用。”这则广告是现年79岁的乔治•安杰洛奇刊登的。安杰洛奇的老伴已经去世，现住在米兰郊外的一个村子里。在那里，他与两个十几岁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每月支付他们500欧元。
在墨西哥，老年人正效仿美国的模式，组成政治游说团，拒绝养老院的传统概念，转而支持呆在自己家里，或者自组小团体，建造后现代老年之家。
在“银发浪潮“涌现最为突出的亚洲，由于传统道德和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对父母的孝顺和对家庭的关注更为突出。新加坡对与年迈父母住在一起子女实现减税；父母有权把不履行赡养义位的子女告上法庭，韩国照顾父母的政府雇员可以得到贷款，每月还可以领到津贴。
老人们的院落生活空间
伴随着老年人重回家庭，寻求独立生活，建筑设计、建筑材料和建筑设备的相关技术得到了发展。有的技术十分简单，比如说在电梯里和楼梯平台上专设凳子等等，但它们可以使许多老年人不必进养老院。较为复杂的工具也在研制之中。如：安装报警装置，这种装置可以监督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如血压和心跳次数等等，如遇紧急情况，只需按一下按钮，便可迅速得到帮助；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轮椅以及配有电脑的助步架，以便发现障碍和畅通道路。同时，城市规划者也开始发展处处方便老人的社区，宽带把社区的总共8000位居民连接起来，人行道上没有任何可能绊倒年迈腿脚的裂缝。
而对于那些无法独立生活的老年人也有许多解决方案。在英国和美国，老人日间医院把日常护理，家庭护理和医疗保健结合起来，让老年人能够得到在白天需要的帮助和照料，晚上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在德国，一些老人住在一起，共同出钱雇用兼职护理人员，共同支付日用品上门服务费用，或者一起预约医生或者护士。在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有需要的老人可以在家里得到一天24小时的护理，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随时待命，而护工们把老人的家里打理得舒适安逸。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养老模式长期以来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还属于典型的“反哺模式”，这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一致的。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在上世纪初也是“反哺模式”一样，只是随着他们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他们的家庭已经变为“接力”模式，家庭养老功能也转变为社会养老，并形成一套有效的养老体系。
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四二一”的家庭结构日益成为极为普通的现象，“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这种转变从理论上来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传统社会是很少出现“空巢”家庭的，只有现代家庭才会出现“空巢”期，但是其带来的挑战就是养老问题的进一步严峻，家庭养老模式的难度也越来业大。
因为，在西方想方设法寻找办法帮助老年人离开养老院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却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养老院。十年前，中国和印度的养老院寥若星辰，但在过去几年里，养老院在大小城市和新兴城镇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国家在通过社会应急解决养老问题时，所面临的老年人的孤独和精神恍惚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增长速度普遍过快，与其经济增长速度不相适应，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未老先富”的特点，正如社会学者所说“发展中国家是未富先老，穷人患了富人病”。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无论是采取社会养老还是家庭养老的居住模式，其养老的经济赡养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外发展的经验和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模式，是否是一个必须的阶段，我们能否跨越中间应急的社会养老模式，可以不经历大规模建设养老的阶段呢？本文后续各篇，就在对养老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华高莱斯《技术要点》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