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东升

毛泽东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也充满着戏剧性的波折。最大的戏剧性，当数革命年代的战无不胜同建国后国家治理绩效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关于这一点，国内外很多学者的解释是，建国后的毛泽东“变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的观点：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发生了一个转变，从一个“毛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列宁主义者”，即从现实主义思想路径跳到了意识形态的路线中去了。

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我个人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他该变而未变，即他（以及他的团队）没有能够及时地、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古人说，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套用这句话的说法，毛泽东的问题在于没有及时“下马”。他们依靠杰出的政治、军事战略战胜了对手，获得了天下，对“战略”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所以在建国之后的20多年中，其决策和行为仍然是以革命军事战略的逻辑为基础。1949年之后毛泽东所主导的各种政策决策和大政方针，有着深深的军事战略烙印：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欺骗敌人，迷惑对手；热衷于大众动员。他领导中国人民搞国家建设的方式也仍然保持了军事领导的一贯作风。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战略，是人们在相互对抗与竞争中用来谋取相对优势，发挥最大潜力的思维方法。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是在两个或者多个对手之间进行斗争的场景；它的逻辑大不相同于日常生活中单主体管理的逻辑（单主体、双主体、多主体的场景所要求的行为逻辑是大不相同的）。战略是“诡”道，而治天下的关键在于“信”。前者要求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决心和意志，而后者要求以仁义宽容为本。前者是一种零和博弈，是一种决斗式博弈，其根本目的是消灭对手壮大自身，因而需要欺骗和调动敌人；而后者是一种以民众为对手的正和博弈，是一种合作式博弈，需要给人以恰当的期望，建立稳定的信任。毛泽东在20世纪后半期的治国活动中所面临的众多问题，本质上是他以战略治天下的必然产物。

战略行动往往要求忍受巨大然而必要的牺牲，而自身所付出的代价最终靠对手的相对或者绝对损失得到补偿。但是，一旦战略家获得了政权，在其国境范围内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对手，那么这个时候的战略性行动就无法通过别人的损失来获得收益。没有了对手，战略行动的代价就只有自己来承受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建国后较长一个时期内，许多政治运动的功能就是从“自己人”中不断寻找敌人：那是因为作为“手段”的战略在为自己制造“目的”。于是，知识分子、富裕农民、城市知识青年乃至一群老革命，先后都成为战略治国的代价承受者。

民众不是敌人，不需要你去调动和迷惑。但是如此简单的常识在打了一辈子仗的人眼里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尤其是当他们刚刚依靠政治和军事战略赢得了难以想像的伟大胜利的时候。当战略家与敌人周旋时，其所有战略都大有用武之地，但是当没有了具体敌人的时候，这些战略只能让他与人民玩游戏，结果如同一只和自己尾巴作战的猫，把自己弄得团团转而空耗精力和资源。毛泽东曾经评价自己的气质是猴与虎的结合，有了猴的灵活多变和虎的威猛大胆，搞战略当然是天才；但是，当他失去了对手的时候，战略气质就反而成了他的问题所在。

过去的成功经验成为新时期的绊脚石，这就是路径依赖的困境。毛泽东对战略的路径依赖不仅仅体现在治国技巧上，也体现在他对国家大政方针之轻重缓急次序的把握上。战略对抗的严酷环境要求战略家时刻准备做最坏打算。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显然也把这种心理状态带到了和平时期。他总是倾向于把安全和生存放在第一位，并且由于巨大的不安全感而时刻作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他的各方面政策，诸如重工业优先、工农产品剪刀差、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视、对外政策口径、建设“三线”等等，几乎一切政策都可以找到战争准备的影子。战争准备成为各方面政策的筛选者，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如果其本身的内在要求与战争准备不冲突，那么就可以按照应有的方向顺利执行；如果其后果与战争需要相矛盾，那么就必须按照战争的要求来调整。

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第一代领导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不安全感似乎是多此一举的，在这种不安全感中做出的决策似乎也有些不可理喻，付出的代价似乎也很不必要。这种想法显然是非常片面的，它忽视了当时决策所面对的现实困境与巨大风险，想当然地拿理想状态来要求现实中的人。一个民族靠战略天才获得了解放，然后又被战略折腾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放在“历史的天平”上看，这种代价其实也是正常的；但既然付出了学费，我们就应当记住所学的教训：战略运用是有边界的。

编者按：

我是一个很喜欢军事的人；可是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有一句外面广为流传的话，我却从来不说——“商场如战场”，因为我从不这样认为。我们之所以总喜欢把商场比喻成战场，原因很简单，我们这些人，特别是我们的上一代人，对于战场比商场的熟悉程度更高。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小时候看到描述商场的老片子有几个？说来说去只有《子夜》和《林家铺子》，而且还是揭露没落腐朽的旧社会的反面描写；而战场的片子可就数不胜数了。由于我们对战场更熟悉，因为我们更习惯于以战场来比喻商场。更有甚者，我们还出了一系列战场情结非常强的老板们，例如史玉柱，他有段时间内的广告打得很有战争的影子；每个地方的分公司不叫分公司，而叫“方面军”；而他本人每天还看着毛泽东著作不断地找感觉。

做企业毕竟不同于上战场。战场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而商场的目的是赚钱，不一定要打垮对手。因而正如这篇文章所说，战场是零和博弈，以死伤为代价；而商场是可以双赢的，完全没有决斗的必要。

我很喜欢军事，但是我不好斗。华高莱斯从来没有树立过一个目标，哪怕是虚拟的目标，说我们要打垮谁，我们谁都不要打垮；我们也不说我们曾经斗争过谁，我们谁都不要斗争。世界在我们眼里是平和的世界。我觉得一个企业如果自己不倒，别人是打不垮你的；企业的问题关键在于企业内部。这就好比，两口子婚姻感情出了问题，往往不是第三者，而是内部出了问题。所以我就说，我们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用斗这个文化去指导企业，肯定会走入误区的。

这篇文章给大家看，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以战争的策略指导我们公司，要以商业的策略指导我们公司。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件事，除了《圣经》之外，大家知道世界上出版量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吗？是《道德经》。《道德经》五千字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很多人都以为这是《道德经》的总纲，其实这是一个阅读指南，告诉读者读《道德经》应当采取的态度。反之，《道德经》的最后一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却真正道出了宇宙的至理。老子告诉我们，宇宙的规律是，多考虑利而少考虑害；多用善意的手段做事，少用恶意的手段做事；多考虑团结而少考虑战争。“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个“争”字我们可以做三种解：一是争论，做事情不必吵吵闹闹；二是争夺，自己做就行了，不要去抢别人的；三是争名，做就做了，不要总是想让别人知道是你做的。

老子教导大家知刚守柔，要记住“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道理。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好斗的公司，不论是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华高莱斯都将一如既往地扮演一个好孩子的角色，而且是一个商业游戏规则坚定的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