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知兴

李敖前些天在凤凰台的节目上揭国民党新任主席马英九的短：蒋经国去世时，小马哥在小蒋灵枢前行跪拜大礼。“他又不是你父亲，向一个死去的上司行跪拜大礼犯得着吗？真是恶心！”李敖的意思是，你要是连独立人格都无法保证，如何谈得上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我对当年国民党的政治了解不多，但从李敖提供的照片看，以小马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出身的背景，这五体投地，不见脑袋，只见屁股撅得高高的姿势实在是有些不堪。

其实，话说回来，李敖对小马哥也是有点苛责了。只要进了那个圈子，就得按那个圈子的规矩做。想像一下当时鱼贯而入、一一行跪拜大礼的国民党高层，小马哥要是不照着做，把上司当父亲来拜，岂不是公然与同僚作对，自断政治前程？有道是：张郎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张郎当筵舞，恐更郎当舞袖长。

这里讲的其实是中国人做事的一个本质特征：公私领域不分。按帕森斯的五个文化模式变量之一来讲，就是人际关系的特定性与发散性之间的区别。特定性指的是把不同领域的关系限定在本领域，上司就是上司，父亲就是父亲，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发散性人际关系则是不同领域的人际关系的互相搀杂，父亲与上司，朋友与生意，不能分也不容易分清楚。

公私领域分不清的一个表现是做事不专业、不职业。当然，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不职业也未必是坏事。比如上个世纪的物质紧缺年代，买个什么东西，办个什么手续，都要托关系，没有关系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套关系，让对方把你当自己人，事才有可能办得成。人家要是打官腔，摆出一副公事公办，很职业的样子，这事多半就办不成了。

市场经济要求职业化，不在产品、服务、价值创新上下工夫，一见面就扯关系的做法可能越来越不受欢迎了。但另外一种公私不分的不职业化的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经常碰到。比如，你购买了某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不满意，要抱怨，对方却觉得你的抱怨是冲着他们本人，对你发起火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要是心肠软一点，还可能真以为自己理屈，有点内疚了。其实，你抱怨的是买方对卖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与对方作为个人的人品、人格毫无关系。如果他们反过来质问你作为消费者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公私不分的表现。这种情况在垄断行业、市场气息不浓厚的地区尤其明显。前些时候媒体报道，艾未未等北京艺术界的一行人士前往四川九寨沟，与航空公司发生冲突，起因是艾未未不满航空公司服务，骂了空乘人员一句“一脸无耻相”。话虽然重了点，但艾未未随后的解释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我骂的是公司，不是骂你。你要非往自个儿身上揽，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还有一种公私不分的情况就更不太容易说清楚。我曾经说过，每个付出劳动，期望按合同得到回报的经理人，其实都是职业经理人。但中国有些做老板的，喜欢下属付出劳动，却不喜欢给下属回报。职业经理人在他们眼里，于是就有了几分贬义：那种有钱做事、没钱走人的人是职业经理人。他们喜欢的是付出劳动，不谈回报的下属，认为这种人有“事心”、“讲亲情”、“把公司的事情当命根子”。这种典型的中国式话语，说到底，其实也是公私不分，但其中暗含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其一，生意就是生意，在商言商，上个班被人以死相逼，要求把公司的事情当命根子，是不是有点过了？所以，这其实还是中国人爱唱高调的老毛病。唱高调本身不是问题，西方人也有唱高调的：前提是关起门来唱，唱给自己听。到大庭广众下唱，就有作秀、煽动别人作出牺牲以达到自己掠夺的目的的嫌疑；自己唱，还要让别人唱，而且还根据调门高低论功行赏，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君子远遁，小人围绕，在自己身边培养出一批投己所好、口是心非的佞人。我们是一个有唱高调的悠久传统的国家，道德高调几乎唱破嗓门，结果怎样，毋须我在这里赘述，总而言之，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了。

其二，一个人的亲情是有限的。靠亲情而不是靠平等、尊重、信任、合作、分享等基于普遍主义的现代企业抽象管理原则来维系组织运转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组织内部形成小集团、小圈子，轻则构成沟通障碍，重则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企业缺乏时间和空间上的可复制性，无法在规模上扩大，也无法在时间上持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自然无从谈起。而且，很遗憾，这种情况并不会因为创始人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水平所改变。中国人很苦，出个明君、青天，就感激涕零。可惜，靠明君的最大问题是：明君总是要死的，而明君的继承人却往往是昏君。如果无法建立抽象价值观的非个人化的权威，个人的品德，用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词来形容，“妇人之仁”而矣。

其三，源自西方的“职业”这两个字，其实包涵敬业的含义，其背后是卡尔文教派的天职的思想，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词。打个比方，西方如果也有谥号这个制度的话，“职业”相信是一个能让很多劳累了一辈子的人死而瞑目的词。各行各业、各职各岗的人职业、专业、敬业，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往大处讲，其实是西方企业竞争力、整个国家竞争力最牢固的微观基础。我研究德国的双轨制职业培训体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给各技术工人赋予的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职业荣誉感，一个公交车司机，其行为之规范，容止之安详，都几乎是大学教授一样的风度，遑论其余。的确，职业经理人讲究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不唱“以司为家”的高调，所以，他们下班也许不接公司电话，他们休假也许雷打不动，他们也许不拒绝猎头公司的邀请，但只要一天在岗位上，他们就一天按照职业道德的要求，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每个人每一天的工作做的都不走样，细水长流，水滴石穿。企业的竞争力，国家的竞争力，就这样水到渠成。中国企业如果囿于原始的“亲亲”观念，不懂或无法接受西方职业经理人观念的话，等于是画地为牢，自甘下游，同时也人为地限制了中国企业实行国际扩张或与通过购并等形式与西方企业实现顺利对接的可能性。

需要提醒的是，我这里并不反对公司用事业心要求高层，我只是想让大家注意，公开唱高调可能会带来副作用。最近李开复离开微软加入Google竟然使一些人产生偶像坍塌的沮丧感，就与他本人前一段时间不必要地唱高调有关。同样，我并不是反对创始人人格高尚，我只是想让大家注意，创始人个人的道德感召力是有局限的；同样，我也并不是说亲情文化就没有积极意义，我只是想让大家注意，毕竟，大多数人辛勤工作的目的还是为了和自己真正的家人享受更丰沛的人生。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公司在成长，不可能总以创始人的激情去要求接班人，迟早公司从各级经理到CEO甚至到各位董事、董事长都是职业经理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职业化是人性的需要，是理论的必然，是大势所趋。

我有个亲戚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找工作。这年头，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有多难，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一番辛苦之后，公司电话通知面试。本来说好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公司临时又打电话通知，因为经理要出差，能否改到当天下午六点半。“六点半？可是……正规公司没有六点半的呀！”孩子竟然脱口而出（想像一下家长如果在旁边的表情：人家说几点就几点，孩子，这是你找工作啊，岂是你挑肥拣瘦的时候！），没想到对方立刻同意，维持原计划，还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半面试。最精彩的是，第二天面试时，经理郑重地向孩子解释：我们是一家非常正规的公司，昨天的情况实属特殊，请不要误会。

我是面带微笑听完这个故事的：不管是一小步还是一大步，都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脚步！

编者按：

又是一篇肖老师的文章。我多次选读他的文章，原因在于他总能够将公司管理中的问题如实提出，而后又能以朴实的手法将问题本质阐述清楚明了，让真正经营企业的人，能够在读过他的文章之后有同感，有共鸣，而不至于因为深埋于企业日常事务的处理中，而出现“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误解和忽视。

说道读文章的同感，我不禁想起与此篇文章主旨有关的一段经历。记得在国外读书时，一次，我们学生公寓里的电话坏了，邻居联系电话公司的人来修理了多时也不见转变，于是，那位邻居—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小伙子很不耐烦的发了顿牢骚，其大意是：我作为学生，我的职责是读好书，完成课业；而电话公司的职员们要承担的职责是保证电话线路的通话功能，一旦出现问题，必须尽职修好。

听后，不禁感慨，职责第一的概念在西方社会是多么的普及。反观它在中国的状况，的确令人担忧。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之所以有个位置，就是因为我们的角色所赋予我们的职责。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是不太讲求张三李四的为人是如何的，它真正讲求的是社会中的每个人物角色是否在尽其职责，保证整个社会是在有机的运转着。

话题归到我们公司，在华高莱斯我们要求大家的也是保持这种正常的职业心态；保证公司正常的运作。

这说来容易，但对于我们这支相当年轻的队伍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由于年轻，我们占了充满热情，有时甚至是激情的优势；然而，却相当缺乏冷静的心态。这种情感的偏倚常常令人担忧公司持久力的维持，以及狂热分子的出现。

人人都知道，当人们被任何感情冲昏头的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莽撞言行的，为此行为而付出的代价常常是令人痛心和追悔莫及的。所以，我们才要提出“职业化精神”，以职责规范大家的言行，以理性的管理流程控制和规避风险的产生。

初期，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没有人情味，但我相信，一旦理性管理机制成熟，人人也都以职责为先时，大家会体会到机制和职业化表现带给我们的安全感的。相信我，保持平常心做人做事一段时日，我们会从中受惠的。